经济利益而非科学利益是美国《拜杜法案》的关注点

时间：2022-05-10 11:51:44

美国创新系统中，大学与工业创新之间的联系依赖于许多不同的渠道，其中包括对学生的培训、教师咨询、研究进展的发表及行业资助的研究等，这些通道并行运转且相互依赖。始于1980年的所谓“拜杜时代”扩大并维持了这种接触。“经济利益而非科学利益是美国《拜杜法案》的关注点。”《拜杜法案》将财政资助形成的研究成果产生的知识产权赋予大学，有效促进了美国大学的技术转移工作。

我们先对比《拜杜法案》在实施前所存在最大的争议来引入对这个问题的现实思考，即公共财政资助的研发与私人获利的关系：按《拜杜法案》的要求，公共财政资助形成的研发成果成为私人部门获利的载体，且纳税人实际相当于缴纳了双层税负。尽管这个理论困境没有得到足够的理论解释，但《拜杜法案》依然在美国以压倒性优势获得通过，原因在于实践证明，公共财政资助形成的研发成果如果不进行商业化应用，才是公共财政的最大损失，科技成果商业化后创造的就业和税收，不仅使私人部门获利，更对经济发展尤为重要。

欲破坚冰，政策先行。在国内医疗健康领域科研成果转化热情高涨的当下，我们期待中国版的《拜杜法案》能够快速出台，就像在上世纪80年代拯救美国科研市场一样，真正能突破行业瓶颈，建立一条从基础研究到成果转化再到产业化应用的标准化链条，实现从“中国制造”到“中国智造”的大跨越。

这离不开《拜杜法案》所做的努力，它被称为是“过去半个世纪美国颁布的最鼓舞人心的立法”。事实上，《拜杜法案》只解决了四个问题：一是由政府资助研究产生的成果权利默认由大学保留；二是高校享有独占性专利许可；技术转移所得应返归于教学和研究，三是发明人有权分享专利许可收入；四是政府保留“介入权”，特殊情况下可由联邦政府处理该发明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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