案件中,张某1在2017年3月成立了威海五季公司,并吸纳了民间互助理财传销组织的负责人赵某1等人入股。赵某1等人将一部分传销组织成员转移到威海五季公司,然后在公司内以推行养老服务为名义,以“康养机制”模式吸收人员。该模式要求参加者缴纳5万元,其中3300元缴纳给威海五季公司。根据发展下线人员数量欺骗参与者继续发展他人参加并骗取钱财。
在威海五季公司内部,被告人高某担任总经理,公某担任副总经理,孔某君担任副总经理等。威海五季公司设置了体系总监来对传销组织进行团队化管理,并组织实施租房和讲师讲解等工作。从2017年3月30日至10月31日,威海五季公司共吸收了5000余名传销团队会员。
侦查机关在搜查威海五季公司时找到了电子账和部分纸质账目,经审计,该公司2017年3月至11月8日的账面收入达到18096500元。
原审判决宣判后,被告人高某不服,提出上诉,主要是因为认为自己组织和领导传销活动的情节较轻、量刑过重,并表示公司账户内的钱财是公司发展的资金,不能追缴个人非法所得。但中级人民法院认为,高某作为股东和高管,明知道威海五季公司从事传销活动,仍然为传销活动提供了各种服务并进行团队化管理,起到了关键作用,应被认定为组织和领导传销活动的罪责。
该传销组织设置了六个级别,发展了5000余名会员,属于严重的组织和领导传销活动的犯罪情节。高某作为组织和领导者,构成了组织和领导传销活动罪,应对所组织和领导的全部犯罪事实承担责任,并向共同犯罪人追缴所得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,高某及其辩护人的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与案件证据不符,没有法律依据,不予采纳。
关于高某及其辩护人提出的量刑过重的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,中级人民法院认为原审法院根据高某在传销组织中的地位、作用和获利数额等情况作出的处罚是合理的,没有问题。
原审判决认定的犯罪事实清楚,证据确实充分,定罪准确,量刑适当,审判程序合法。因此,中级人民法院驳回了上诉,维持了原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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